【上級精神】
2015屆高校畢業生們眼下正在經歷緊張的招聘季，但一些學生在簽訂三方協議時過於草率，一旦遇到更好的單位，就選擇毀約🦴🪧。對此🤾🏽♂️，重慶市人力社保局提醒🦢，畢業生簽訂三方協議後選擇違約將面臨諸多不良後果🤲🏻，應該謹慎選擇。
三方協議實際上是《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的簡稱，是應屆畢業生在第一次就業的時候簽署的協議🍲，由學生本人、學校和用人單位三方簽訂。三方協議在畢業生到單位報到、用人單位正式接收畢業生後自行終止，然後單位會與畢業生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
據重慶市人力社保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三方協議一旦簽訂之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否則違約方應向權利受損方支付協議條款所規定的違約金，從實際情況來看🙋🏼♂️，違約方多是畢業生。一旦違約，除本人應承擔違約責任、支付違約金外，往往還會造成其他不良的後果🆘，因此畢業生需謹慎。
一般來說💒，一位畢業生只有一份三方協議🧜🏽，如果簽訂後違約必須與原單位協商後要回協議，退還學校換取新的協議。如果不能換回新的三方協議重新簽訂🚪，將可能影響畢業派遣𓀂，對自身最終就業產生影響。（新華網，4月7日）（搜集人：高丹丹）
【高校動態】
日前👉🏿，復旦大學國家網絡傳播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聯合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共同推出“中國發展社會效能指數”👩🏽🎤。指數顯示🤏🏻，中國網絡社會呈現總體正效能，認同與發展指數最高𓀔，舒適與安全程度有待提升。
復旦大學國家網絡傳播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常務副主任李良榮介紹，中國發展社會效能是社會大眾對中國發展的滿意度，是經濟增長水平、政治穩定程度和人民生活幸福感知的綜合表述，反映了黨和國家引領社會正確發展的影響和能力🐦⬛。“中國發展社會效能指數”試圖從多維度測試社會大眾對中國發展的實際感受👎🏻，從側面綜合反映公眾對政府執政的理解、認同、支持和期待👩🏽🔬。該指數由安全指數、舒適指數👈🏻、認同指數和發展指數4個指數構成，最高分為100分🤦🏽♀️，最低分為0分🤌。50分為中立狀態，低於50分為負效能👷🏿♂️，高於50分為正效能，分數越高則社會效能越強。
復旦大學國家網絡傳播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桂勇介紹🚴🏼♀️，這份報告的分析數據來自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中心“2014中國網絡社會心態數據庫”🤷🏿♀️，該數據庫覆蓋從新浪微博平臺上隨機抽取的1800名網民👎👊🏽，網民構成主要包括商界精英、專業技術人員與知識分子🧟、社會底層群體和黨政人員💇🏿♂️。“中國發展社會效能指數”是在對該數據庫進行深度挖掘的基礎上分析所得。
報告顯示🕴🏻，中國網絡社會整體呈正效能👳🏼，認同指數占鰲頭，中國網民對當前社會和既存體製的認同程度較高。指數顯示，中國發展社會效能總指數分值為57.6分🧹，意味著中國網民個體獲得感較高，也意味著中國網絡社會總體呈現正效能🧑🏿🏭，理性的力量逐漸回歸並成為主流👨🏼🔬。網民對現存體製和社會狀態表達出認可，對目前中國安全程度和舒適程度具有較良好感受💃🏻🆒，同時也展現了對未來個人和社會發展的信心。
不過👨🦱，中國網絡社會目前呈現的是弱正效能🚴🏻♂️，雖然整體積極🫱，但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社會安全和環境舒適方面（前者得分49.4🐏🔐，後者得分45.4👨⚕️，均呈負效能）🕒，都需加大改進力度，紮實有效解決與民眾切實相關的生存🧎🏻♀️、生活問題。
從社會群體來看，商界精英社會效能呈“高舒適🥒，低安全”特點；黨政人員位居社會效能榜首，認同效能最強；專業技術人員與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效能指數光譜的中間群體𓀏；社會底層群體集聚負效能5️⃣🩼，社會群體鴻溝亟待縮小🥻🚅。
從代際來看💂🏽♂️，中生代（70後和60後）的社會效能略強於新生代（90後和80後）；中生代的政治安全指數和舒適指數均高於新生代，但新生代的發展指數略高於中生代👩🦽➡️。
從4個二級指標來看，新生代的認同指數最高，為62.0，呈現出較強的正效能。其中，社會認同指數和政治認同指數分別為67.6和56.4，均呈現出正效能，說明新生代對於目前社會現狀和既存體製認可度較高。
而中生代的舒適、認同、發展指數分別為61.9、60.9和61.2🐈，均呈現較強的正效能，且這三方面的效能較為平衡，其中舒適指數率高於認同和發展指數。與這3個指數相比，得分僅為51.8的安全指數相對低得多，安全呈現弱正效能。中生代整體表現出“三高一低”的社會效能。（中國青年報，4月7日）（搜集人🕛：高丹丹）
今年，浙大“三位一體”招生總計劃數為350名，比去年浙大第一年試水“三位一體”招生放出的100個招生名額，要多兩倍半。而今年的招生專業也從去年的17個增加至45個📋。其中文科增加了教育學、公共事業管理等4個專業，其余24個新增專業均為理科專業🦝👨🏿🍳。記者稍作對比發現👴🏽，今年新增的專業不少都是目前社會上的熱門專業，例如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土木工程、自動化(電氣)等。除了招生專業、招生人數都有大幅增加外🤳🏿，招生細則今年也有變化🤾🏿♂️。一個變化是，去年每個考生最多允許填報兩個專業，今年則最多允許填報3個專業。
此外，今年錄取辦法也有兩處變化。今年錄取辦法的第一條就標明🤦🏼♀️，“三位一體”入圍考生的高考(課程)成績必須位於2015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文科前2%或理科前3.5%。此外🍘，錄取過程中❗️🐕🦺，“當考生按綜合成績排序相同🚺👨🏿🌾，需按單項順序及分數高低排序”時🧛🏼♀️🤦♀️，今年和去年的單項順序排列也發生了變化。去年依次為👇🏼：高校綜合測試成績、高考總分、中學學業水平測試成績，而今年依次為高考總分、高校綜合能力測試成績、中學學業水平測試成績。相比之下，今年錄取時對高考總分更為看重了。（光明日報，4月7日）（搜集人：吳松）
【專家觀點】
今年兩會期間🧜🏻♂️，有人提出了“學校好不好，最終由學生來判斷”的論點，經媒體報道後，引起了人們的關註和議論💁🏼。報道說：某校為了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硬是新蓋了3萬平方米建築物👩🏽🔧，但蓋完就沒用；添置了實驗儀器設備，但買來一年僅用了一次🤽🏿，造成了許多浪費♿️。之所以這樣做，都是評估的要求，評估只是重硬件，達不到標準就扣分。由此認為◼️🎓，學校質量好不好，不是一時評估就能見證的🫸🏽，最終結果還得由學生來判斷👩⚖️，如果質量不好的話🤲🏻⏯，學生自然不來報考、學校也招不到學生，沒有必要評估。
上述說法，有的明顯不符合事實，比如評估只重硬件🧑🏼⚖️；有的是自己管理不善☝🏿，不能怪評估，比如蓋了房子買了設備但沒有很好利用，出現浪費。不過👏🏼，筆者更感興趣的倒是“學校好不好🧝🏻，最終要由學生來評價”以及“學校辦不好🏄🏼，學生不來報考”等觀點和主張，我認為，初衷很好🙎🏿♀️，也有合理之處👰🏻♀️🔕，但整體地看，卻失偏頗🍈📿，它將學生對質量的評價與政府對高校的質量評估對立了起來🏔，不僅理論上說不通，實踐上也行不通🔦，如果以此作為反對其他評估評價的理由👃🏻，更有害處。
學生選報和就讀高校的自由度並不是無限的
學生報考率及報到率確實能反映一所高校的辦學質量和社會聲譽🙎🏻，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影響高校辦學聲譽和質量。以往高等教育規模小👨🏽🚒、高校數量少，能夠上大學的學生鳳毛麟角🥳，加之學校之間質量差距不大，因此🌔，那個時期學生對高校基本沒有多少選擇空間，能夠有大學可上就已感到滿足🤌。今天的高等教育大眾化了🙎🏼，我國目前各級各類高校在學總數突破了3500萬人，毛入學率也達到36%，意味著同齡人中三分之一能夠接受高等教育📉。那麽🫑🏄♂️，機會增多是否表明學生選擇高校的余地越來越大呢？表面看是這樣的，但實際並非如此。一方面，仍有約近三分之二的人進不了高校🍥🥕，因此🦹🏼♀️🦸🏿♀️，高等教育依然是稀缺品，總體上是供不應求的🛥。另一方面🤵🏽♀️，學生雖然可以自由報考，但不一定被所報高校錄取。其中高考分數就是一道重要門檻🐌。何況辦學有自身規律，社會對專門人才需求是多樣的🧙🏿♀️，學生個體的發展是多樣的，高校層次與類型也是多樣的🔉，不可能都是一個模式，也不可能將所有的學校都辦成清華北大。進一步設想👚，學生出於各種原因選擇了一所質量和聲譽較差的高校🤾🏻♀️，他還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嗎？有，但可能性很低，同時風險卻很高。我國高校還沒有建立正常的學生校際轉學與流動製度🧑🦯，就是校內轉換專業都很難。假如可以轉學和流動，其範圍也不能很大，否則會造成辦學秩序的混亂。有人說了，學校質量不好，學生可以退學呀，但退學帶來的時間、經濟以及心理壓力等成本之高，會令多少學生望而卻步⏏️？因此，不能幻想通過學生用腳投票來淘汰質量差的高校🧛🏽♂️，以為學生不選不報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重要的是建立質量保障機製和評估製度化🧎🏻。
學生不是唯一的高校質量評價主體
教育學理論告訴我們，學生是教學過程中的主體🤷🏻♂️，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的專門人才。各高校的章程也均規定👨🏿🎤，要為學生發展提供好的條件和高質量的服務🥫🚃，而學生有評議教職員工的工作態度👆🏽、能力和水平的權利。事實上🧐，當代教育學特別強調和突出“以學生為中心”理論，就是建立在學生主體性基礎上的🗑。而諸如選修製🤪、學分製🧙🏼♂️、生評教⛑️、學生參與、學生滿意度調查等，也是體現學生主體性的製度安排。
在承認學生是教育過程的主體的同時，教育學又指出，學生是教育的對象和客體🤜。學生知識習得、能力獲得、德性養成等，離不開教育👪、培養和引導🌒，至於把學生培養成什麽樣的人以及需要用什麽來培養這樣的人，即教育的宗旨、目的☛、教育內容等，並不完全取決或主要不取決於學生的意願💂🏼🪰，而取決於國家🐃、政黨和社會的需要🛀🏿。正如軍隊非常重要♍️，但不能將其完全交給軍人一樣🕸，大學也非常重要，但不能完全交給教授，更不能完全交給學生。學生有對學校質量評價的權利👰，然而，學校辦學質量及其方向，又不應完全以學生的評價為根本或唯一標準，否則，就等於放棄了教育、培養和引導的責任。
目前🧘🏽♀️，有一種很時髦的說法🔩，即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不再只是公共品，還具有準個人產品性質🥶，學生及其家長是高等教育直接受益者🏇🏻，因此必須承擔一定的教育成本💁♂️。而由於學生分擔了教育成本，其角色便從過去的受教育者，變成現在的消費者了🧑🏻🎨。高校與學生之間🤴🏽💄，是一種生產者和消費者、服務者與顧客間的買賣關系🏊🏼♀️。學校好不好，要看消費者或顧客滿意不滿意。我們認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服務者與顧客只是形象描述，並非科學定義，將學校與學生🚧👨🏻🦳、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界定為買賣關系，這是一種誤解和誤導。學生繳納學費並不能改變教育性質，也不能改變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即使全成本甚至高於教育成本繳費的民辦高校也不例外。高校利益相關者包括國家、政府💠、企事業、行會👷、媒體、公眾和社會，決定了高校質量評價中的利益方的多樣性，不存在唯一的中心。所以，學生評價非常重要🛌🏼，但不能代替、取代和取消政府及社會的評價。
客觀公正地面對學生的質量評價
現實生活中，高校日益廣泛進行學生評教、學生滿意度調查等工作，將其作為重要的教育教學工作質量的依據🏮，甚至作為教師職務晉升、獎勵的重要依據🪔，但重要依據不等於唯一依據，也不等於最合理有效的依據。應該說，學生評價學校質量要比各種各樣的大學排名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為學生就設身處地地生活在高校這一真實的教育場景之中🏋🏻♀️，他能夠獲得對教學、學習👩🏽🔧、管理和服務等工作最真實的信息及切身感受。不過🕵🏼，讓一個尚處於學習和成長階段，知識基礎🩸、能力水平😾⛈、專業與社會閱歷都還十分欠缺的學生來評價學校教育教學質量👎，肯定是力所不逮和勉為其難的😝，這也是為什麽高校教師一直反對將學生評教作為衡量教師教學業務水平並將其作為決定教師職務晉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質量與一般的產品質量不同，對產品質量高低🧑🏽🎤👮🏻，使用者相對比較容易判斷，但教育質量則具有多樣性、潛在性🎺、模糊性等特點🙅🏿，對其做出科學合理的評價，相當困難⚓️，甚至不可能。比如，一所高校質量高，到底是因為學校條件好、老師教得好，還是學生基礎好🍽，或是學生學習努力👨🦼，或者社會環境好造成的🤞，很難分得清楚。更何況學生評價有時也出於自身利益和喜惡，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對他們的評價結果，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不可不用但不可全用➖。實際上，評估需要一套系統的評估方案👰🏿、評估技術和評估方法✍️，這不是學生的任務👩🏼🎓🛴，亦非其水平所能駕馭🖕🏼，但恰是政府以及專門機構評估的優勢所在。後者是一種嚴格的專業性評估活動，這種活動在發達國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我國也經歷了30余年的時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在促進高校持續提升質量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以我國政府主導的高校教學評估為例，它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如“以評促建🙎🏼、以評促改、以評促管👩⚖️、評建結合、重在建設”，有一套系統、全面和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學校自評🤦🏽♂️、專家進校評估與學校整改嚴密的評估程序，同行診斷🤟、數據與事實說話的評估方法。這些👨🏼🎓，都不是學生評價完全可以取代的。那種所謂“學校辦不好、學生不報考”主張，不僅行不通，也會給人留下辦學者以此為借口推托自身質量建設主體責任的不良印象。（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光明日報，4月7日）（搜集人：高丹丹）
大學治理體系是一個集普遍性💿、復雜性、敏感性、民族性、發展性諸多特點於一身的系統工程↔️🏍，指望一經推出就能解決我國大學的諸多棘手問題和現實難題🍖，是非常不現實的。就當前我國大學如何看待自身和處理自身與外部種種關系而言，存在著理性發展的先天不足，導致自身的公共價值和人文精神難以充分彰顯。我國社會及其各類主體都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從半封建半殖民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經歷理性化的完整歷程👨🏽🚀。因此🧑🏿🏭🛅，我國大學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匯👨👨👦👦、融通與較量當中🪸，已有的大學理性不足以引領自身及其社會而起主導作用，不得不退居於從屬乃至附庸的地位。對此，社會和大學都需要反省♜。事實上，中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社會到現在為止，並未完全實現啟蒙運動的思想目標，進步、合理性、意義、價值等社會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開或充分實現。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總是迷信製度，以為製度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實，製度並非萬能👨🏻🔧，尤其是在人們內心深處還極其缺乏對製度價值和理性精神的充分尊重和認可的情況下。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現代大學治理體系，就必須重鑄大學主體人格🐔📒，重建大學理性精神，大學才能真正成為充分獨立的法人組織，才能處理好自身及其與外部之間的多種復雜關系🥳🍸。只有大學擁有了理性的獨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體地位和辦學自主權⛱，學會與政府、市場以及社會其他組織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這實質就是大學的主體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學的主體間性，又指大學的交往理性𓀛。所謂大學的主體理性只有在開放社會各主體間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認、友好相處👩🏽✈️、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
中國大學建立時間短，中間歷經曲折反復，沒有經歷完整的社會除魅階段與理智化啟蒙，因此重鑄主體理性將是一個漫長的🦹🏿、艱辛的、曲折的發展歷程🤵🏻。這裏大概包括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健全大學治理體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學必須取得獨立的法人和主體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辦學自主權🖕🏿，是獨立的高等教育實踐主體；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學”背景下討論誰來控製大學👱🏽🤦🏿♂️，顯然只有大學教師具備了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長為大學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對“給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領導，毫不畏懼🙍🏽♀️，理直氣壯🧳🧑🏼✈️，最終才有可能心無旁騖從事寂寞的科學研究🦂、煩瑣的教書育人和中立的學術決策。
總之，只有這種大學治理模式才能以實體化形式真正實踐以教授為主體組建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學術組織💆🏼♀️，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大學治理的困局與難題，即強化大學黨委的政治領導能力建設👨👩👦，製約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權力泛化，重鑄大學教師的主體理性，最終承擔起培養國家和民族發展所需傑出人才的任務和責任🚴🏿♀️🖐🏻。（作者系《新華文摘》雜誌教育專欄編輯🏊♂️，知名青年學者）（光明日報，4月7日）（搜集人👃🏽：吳松）
【新聞縱橫】
u浙江今年起組織開展高校校(院)長年度教學述職
日前🫴，浙江省教育廳決定從2015年起組織開展高校校（院）長年度教學述職評議活動，活動按一年本科院校，一年高職高專院校🤡，交替進行🚾。
參加年度教學述職評議的對象包括全省普通高校校（院）長（含獨立學院，不含部屬院校）。省教育廳有關負責人介紹，今後此項工作將每年進行一次，采用書面述職與會議述職相結合的形式。當年述職高校報送書面述職報告✭，在此基礎上，省教育廳召開專題述職評議會議，每年選取10所左右高校進行現場述職評議。對書面述職的高校由參會者會後根據書面述職材料🧑🏻🎓👐🏽，一周內反饋測評意見。浙江強調，述職測評後👩🏻🔧👩🏿🦲，省教育廳將形成綜合分析報告🖨，並向參評高校全面通報；同時還將把評議情況視情納入面向高校的各類評先評優和考核。（中國教育報，4月7日）（搜集人：高丹丹）
u德州學院“5111回爐式”人才培養零距離對接就業
當應屆畢業生忙著四處找工作的時候，德州學院紡織服裝學院2015屆服裝專業本科畢業生孫震震🤏🏼、秦培坤🉐、李寶娜等多名同學，已早早被青島紅領、煙臺舒朗、魯泰紡織等國內知名服裝企業簽約。他們的就業成功都源自德州學院紡織服裝學院“5111回爐式”人才培養新模式。
“所謂‘回爐式’🪁，就是指‘從學理論到去實踐，然後再回到理論，最後再到實踐’的人才培養模式；‘5111’➾，則是指四年八個學期的‘理論與實踐’、‘學習與體驗’、‘研究與提升’交替進行的時間比例🚍🈸。”紡織服裝學院院長徐靜概括地說。
具體說，“5”指的是第一至第五學期的通識化服裝課程教育體系，集中學習公共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必修課，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學生在完成“5”的學習後，進入第六學期的模塊化學習🪈，在這學期根據學生選擇方向進行個性化人才培養🔳，製定相應的課程學習模塊；隨後，學生將進行第七學期的“回爐式”再學習。學生回到學校，對於自己專業知識的不足，由學校根據企業與學生的反饋🏊🏽♂️，統一安排教師進行相應環節的授課，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學生帶著在企業學習實踐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畢業論文與畢業設計環節；最後進行的是第八學期的頂崗實習🤣，實現學生就業的零距離過渡👨🏿🍼🟩，提高就業率。
在該模式培養下🐃，2014屆畢業生楊洋、黃鏡潤🤸🏽、蓋玉潔等多名學生，不到一年時間就成為企業骨幹。服裝設計與工程專業學生楊洋💇🏽♀️，第六學期在煙臺舒朗實習，回爐學習後再進企業畢業實習🗯🧑🏻🍳，以實踐中遇到的問題為選題🧘🏽♂️🈹，真題實做，畢業論文受到企業贊賞並免試留在該企業工作。如今楊洋已成為公司總部的市場督導🐘，並即將上任該公司在全國設立的大區域總督導💔。和楊洋一樣🧚🏽，回爐學習後❄️，該院很多學生都開創了別樣的創業就業渠道，或成為專業網絡寫手🙎🏻♀️，或開設“私人定製”工作室等。
據德州學院院長馮健介紹🧴，“5111回爐式”人才培養模式是在2010年提出的。當時，德州學院服裝設計與工程專業針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弊端👘，依托國家級服裝設計與工程特色專業🧔🏼，省級服裝設計與工程教學團隊🕺🏼🛬、實驗教學中心🧝♀️、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等平臺🍺，探索進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實驗。通過反復實驗🙎🏿♂️，最後總結提煉形成了“5111回爐式”。人才培養新模式的改革，有效地提高了教育教學質量，學生的考研率、就業率、獲獎率穩步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創業意識明顯提高。
“5111回爐式”人才培養模式使70%的畢業設計課題緊密結合實際，60%的學生參與教師的教科研項目研究，30%的學生參與全國各類服裝設計大賽，為學生創業👌、就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
“這種人才培養模式，讓學校實現了‘解決實際問題🎯🧑🏻🦳，做真實研究’的培養目標。而研究成果企業與學校共享🚞，也讓企業與學校優勢互補，不但實現了合作共贏🏇🏽👩🏼🔬，也為培養創新性應用型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校推廣該模式後已為社會培養近3000名卓越服裝人才，贏得社會好評🦛。”德州學院黨委書記李保海說🚬。（中國教育報，4月7日）（搜集人：高丹丹）
【域外采風】
據美國《僑報》報道🤾，去年11月非牟利機構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SFFA)代表多名亞裔學生控告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學對亞裔學生入學許可設下較高門檻。今年2月18日哈佛應訴🧑🏿🔧。當訴訟正式進入調查階段時，日前爆出耶魯大學法學院銷毀學生入學檔案👳🏿。原告方認為耶魯法學院此舉有可能毀滅哈佛入學歧視案相關證據。
SFFA代表Blum表示🍎，日前得到消息，耶魯法學院在2月22號突如其來地銷毀了全部的入學檔案。Blum指，SFFA認為耶魯法學院此舉不僅違反了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簡稱FERPA)，而且有可能毀滅哈佛入學歧視案的相關證據。SFFA已經去信給哈佛以外的七所常春藤學校🧚🏽，通知這些學校有法律義務保留其所擁有的學生入學申請文件。至於耶魯法學院雖然已經銷毀了這些入學申請文件，但是還是能夠恢復這些文件。SFFA要求耶魯及時補救🤾🏻，警告意味頗濃🧏🏻♂️👷🏿。
近日🛖🧑🏻💼，常春藤盟校放榜🧔🏿♀️，今年申請哈佛的學生數量是8所盟校中最多🟦，也創下哈佛歷年之最🙄。亞太裔公共事務聯盟放榜後發表聲明，對哈佛大學的招生錄取政策提出質疑✹。聲明指“哈佛大學的招生錄取政策令人不安，因為此錄取政策對一些亞太裔美國人群體似乎具有歧視👸。具體來說，這個錄取政策看上去對招收華裔美國人特意設置了更高的標準。”
長島華人協會主席張國棟表示🏥，同等背景條件下💅🏼，亞裔進一流名校SAT成績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亞裔在任何一個SAT分數段的錄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樣分數的情況下，錄取率比白人低67%，比其他族裔則更低。？他希望有更多亞裔學生站出來加入 SFFA，特別是曾經被哈佛這類精英大學拒絕過的學生🧏🏼♀️。這類學生的案例將有助於推動案子的進程。畢竟🧤🅱️，案件的訴訟過程會很長🌠，如果沒有被拒學生持續的參與✉️👩🦰，SSFA就不能顯示亞裔學生在申請入學問題上利益收到損害，當然也很難打贏官司🏃♀️。他也希望所有亞裔組織以及更多華人參與到這場平權運動中，讓華人學子不再因為種族問題而遭受入學歧視。
Blum指，所有參與訴訟案的學生名字都會被保密，沒有當事人的許可，他不會透露任何名字。加入SFFA是免費的🏋🏻。（中國新聞網，4月7日）（搜集人;高丹丹）
英國大學的科研經費將根據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的評估結果進行調整。日前，英格蘭高等教育基金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發布了高校科研經費調整方案的初步細節🕯，在10億英鎊（約合14.952億美元）的科研經費預算下，提高4星級研究科研經費👨🏼🎨。歷史系教授德裏克•賽耶認為🤵🏿♀️，此次經費的調整將使得科研資助進一步集中於頂尖大學🌍。不少人認為🎹，自2008年研究質量評價活動(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後，科研資助分布狀況基本保持不變🥾🥋。賽耶教授表示👧🏻，降低3星級研究在科研經費評估中的重要性將提高對科研人員的篩選標準🧂，這也是 2014年卓越研究框架評估存在重大分歧和爭議的領域。英國大學智囊團(Million+ group of newer universities)首席執行官帕姆•塔特洛認為，近幾年來，為響應卓越研究框架，科研經費的分布主要集中於頂尖大學🧼🟣。然而，要實現為所有大學的研究基礎設施提供支持🧓🏿，並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科研經費調整之路任重而道遠。（泰晤士高等教育🤛🤾🏿♂️，4月7日）（搜集人：吳松）
編輯：李曼 審核：戴勇
